美国推翻“罗诉韦德案”，堕胎合法是维护隐私还是追求平等？

美国推翻“罗诉韦德案”，堕胎合法是维护隐私还是追求平等？

记者 | 实习记者 林柳逸

编辑 | 黄月 林子人

按： 当地时间6月24日，美国最高法院裁决推翻“罗诉韦德案”。就此宣告自1973年此案裁决的堕胎在美国合法化按下暂停键，此后堕胎合法性的问题将留给美国各州自行应对。一个多月前，界面文化曾撰文讨论过该事件，如今在新的时间节点，我们重新刊发此文与读者分享。

“这是美国生殖自由的危机时刻，”《卫报》高级记者Jessica Glenza近日在播客中声称，“现在，被一代女性视为理所应当的权利正处于被撤销的边缘，更重要的是，该决定似乎只是共和党人取消其他一系列公民权利的开始，下一个受到威胁的极可能是避孕权、同性婚姻权等等。”5月初，美国政治新闻网Politico泄露了疑似大法官塞缪尔·阿利托（Samuel Alito）撰写的美国最高法院意见草案，该草案显示，最高法院意图推翻50年来始终为妇女堕胎权提供宪法保护的“罗诉韦德案”（Roe v Wade）先例，并将堕胎问题交由各州法律自行判决。

日前，加拿大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在《卫报》上发表了其新书Burning Question中的一段文字，抨击了美国最高法院进一步限制妇女生殖自由的意图。阿特伍德声称，强迫生育是一种奴隶制，其本质是要求拥有和控制女性的身体，并从中获利：“孩子是一份礼物，由生命本身给予。但这必须建立在自由给予和自由接受的基础之上……不能拒绝的礼物就不是礼物，而是暴政的征兆。”与此同时，更多的女性活动家与创作者正在为危在旦夕的堕胎权发声，在草案泄露后的第一时间，9位美国领先的女性主义者在《卫报》上联合发表了她们的看法，并试图以愤怒与抵抗向最高法院施压。

数十年来，持续不断的政坛斗争使得妇女堕胎权始终位于美国政治风暴的中心，而对于广大女性而言，堕胎权的收紧或放开不仅仅是政治生活和党派斗争的晴雨表，更是肉体与心灵可能面对的最直接的遭遇。也许，恰如作家卡莎·波利特在《支持：恢复堕胎权》中所期盼的，将妇女本身的处境重新置于这一论争的核心位置，超越一切基于意识形态的论辩与博弈，真正走进个体的经验领域，是人们理解堕胎这一文化问题的重要一步。

更令女性活动家们感到担忧的是，各州在疫情期间增设的对于堕胎的临时限制，可能会被用作禁止堕胎的借口而予以长期保留。据《纽约时报》报道，一些共和党领导的州已将所有堕胎都列为“非必要医疗程序”，予以取消或推迟，部分医生甚至被禁止提供“药物流产”。尽管这些禁令中有许多项已被法院勒令取消，但推翻罗诉韦德案的消息传出后，女性将再一次被各种可能发生的潜在威胁裹挟。剧作家伊芙·恩斯勒（Eve Ensler）警惕地指出，女性生殖自由被剥夺，意味着右翼分子的其他厌女行动也将进一步催化，“现在这些剥夺妇女权利的行动计划在疫情期间升级了，如果我们允许抹杀女性的这一核心权利，那么抹杀所有人的行动就会升级。”

“如果国家规定强制生育，那它为什么不支付产前护理、分娩、产后护理费用，以及抚养费？如果国家非常喜欢婴儿，为什么不尊重那些拥有最多婴儿的妇女，让她们摆脱贫困？”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在其新作中质问道，“相反，它只是想加强惯用的拙劣伎俩：强迫妇女生孩子，然后让她们付钱，付钱，再付钱。”如果依照阿特伍德的观点，强迫生育是奴隶制的复归，那么遭受奴役最深重的群体将是那些拥有最少话语权的底层妇女。

半个世纪以来，美国底层妇女面临的境况并不如宪法所声称的那样光明。即便是在堕胎权受到宪法保护的时期，数十家德克萨斯州的堕胎诊所依旧被强制关闭，密苏里州的立法者还对仅存几家可以堕胎的诊所增加了“72小时等待期”等要求。随着更多诊所的消失，越来越多妇女将别无选择，只能求助于同样艰难的药物流产。在《支持：恢复堕胎权》中，卡莎·波利特写到：“有些人最终会进入急诊室，有些人将会受伤，有些人可能会死亡，这就是所谓的旨在保护妇女免受‘危险诊所’伤害的法律带来的结果，这就是所谓的支持生命的运动为生命所做的事。”

慈善组织“堕胎支持网络（ASN）”的创始人，活动家玛拉·克拉克（Mara Clarke）观察到，“直到2010年，美国87%的县都没有能够为底层妇女提供堕胎支持的地方。2017年，这一比例进一步恶化为90%。”克拉克声称，一些英国人和欧洲人极易想当然地认为堕胎是一个美国式问题，但他们并不知道美国的现实也普遍存在于欧洲的许多地区：北爱尔兰至今没有可以提供流产支持的委托机构；去年在欧洲，波兰几乎全面禁止了堕胎，“那里的妇女因为医生不愿给她们堕胎而死”；南欧的马耳他和安道尔没有合法堕胎，堕胎在列支敦士登也受到严格限制，“如果把全球南部的现实也纳入考察，情况只会更糟。”

即便困难重重，妇女们仍一直在努力：“她们在房租或水电费上节省，拼命凑出500美元的堕胎费；她们开车穿越整个州前往诊所，睡在自己的车里，因为她们连汽车旅馆的费用也付不起。” 卡莎·波利特为这些底层妇女辩护道，她们这样做并不是因为她们是放浪形骸的荡妇，也不是因为她们厌恶孩子、拒绝成为一个母亲（相反，很多选择堕胎的女性已经是母亲了），而是因为她们非常珍视自己未来的可能性，以及对生活的选择权，哪怕这种选择的成本对于她们而言十分昂贵。

如果生殖的自由无法完全由女性自己掌控，如果前途无量的人生随时可能因为一次意外怀孕而被中断，怀孕就变成了一种“病”：“一种只会攻击女人的病，把她们变成家庭主妇的病。”在2021年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获奖影片《正发生》（Happening）中，因非法堕胎而饱受身心折磨的女大学生安妮如是说道。日前，这部由奥黛丽·迪万（Audrey Diwan）执导的影片正在英国院线全面上映，该影片改编自法国女作家安妮·艾诺的自传作品，叙事背景设定在1960年代堕胎合法化之前的法国，故事聚焦于女大学生安妮在非法堕胎过程中所遭受的肉体与精神的双重创伤。2021年该片于威尼斯电影节首映时，评论家们就立即将安妮的困境与世界各地不断收紧的堕胎政策联系起来。

日前，奥黛丽·迪万在接受《卫报》采访时谈到，“用过去时来讲述故事可能会给人一种问题已经解决的感觉，但我想指出这个问题的当代性与持久性。”在采访中，迪万与《未怀孕》（2020）女导演瑞秋·戈登伯格（Rachel Goldenberg）都不约而同地坦言，她们自己的堕胎经历让她们对有关堕胎的电影项目更感兴趣，并且两人一致认为，女性创作者应努力突破当前文化中存在的关于堕胎的耻辱感。“几年前我堕胎时，我几乎没有告诉任何人，”戈登伯格说，“但一旦我意识到我自己的沉默增加了耻辱感，我又开始向所有人谈论堕胎——我不会闭嘴的！”迪万同样将制作《正发生》视为一个让更多人看清女性真实境况的宝贵契机：“耻辱让每个人都保持沉默，而这种沉默致使一切都不会改变。”

这些女性视角的影片批判现有律法、意识形态的方式之一，便是如实地描绘冗长繁重的堕胎程序本身。然而，相比于《未怀孕》（2020）和《珍妮热线》（2022）对于流程本身的详尽还原，迪万在《正发生》中更倾力于描绘非法堕胎在肉体层面的血淋淋的真相。在大多数导演选择移开镜头的残酷之处，迪万让摄影机继续运行，正是通过这些让影评人“生理不适”甚至“当场昏倒”的镜头，《正发生》承认了一个通常被隐于视野之外的准确的、痛苦的现实。卡莎·波利特同样认为，在呈现堕胎之于女性的真相时，对肉体做出最精准的描绘十分必要，她观察到：

“除了少数例外，堕胎在男人的作品中常常只是一种象征，例如象征着现代的异化、一种更宏观的文化上的不育。而只有女性作家才会赋予这个主题以血腥的现实主义笔法，以及情感、社会层面的复杂性。”

堕胎是无数女性一生中最为震撼的经历之一，而女性自己对于堕胎的感受、经验与描述在文学作品中却是空白与沉默的，正是这种震惊与失落促使女作家安妮·芬奇（Annie Finch）决定编写《精选词：堕胎的作家们》（Choice Words：Writers on Abortion）一书。在书中，安妮·芬奇用20年的时间搜寻了跨越五个世纪的数百位女性作者关于堕胎的描绘，其中包括准确的药草清单、验孕棒的颜色、双脚抓握手术台时冰冷的感觉、金属仪器的声音、难以忍受的抽筋和疼痛，血流和血块的样子……安妮·芬奇认为，如果不使用这种身体、心理和道德上的精确语言，女性就无法打破她们对堕胎的沉默，精准的描绘将唤起疼痛、镌刻疤痕，但它同时也是对记忆与创伤的愈合，是通向享有共同感知经验的共同体的必要路径。

如果说打破羞耻与沉默、夺回对经验的表达权是争取生殖自由的起点，那么夺回“身体”的斗争则是起点之后更为艰难与漫长的跋涉。1972年，当“罗诉韦德案”在法院进行审理时，各州已开始对其堕胎法进行改革，并允许妇女因强奸、乱伦、胎儿畸形等原因堕胎，而激进的女性主义活动家露辛达·西斯勒（Lucinda Cisler）却在这一许多人以为胜券在握的时刻警示广大女性同胞，不应该接受任何让妇女身体受到国家管制的“半吊子改革”。在一次会议上，她举起一张代表理想堕胎法的纸张，这张纸是空白的。西斯勒认为，女性在“罗诉韦德案”中获取的自由是不彻底的，此案的“胜利”是一次失败，她担心此案中包含的对妇女身体权利的限定在未来只会加剧，而永远不会被立法者抛弃。在《支持：恢复堕胎权》中，卡莎·波利特写到，“也许她（西斯勒）是对的。那些在当时看来只是‘小细节’的权利限制，如今却被证明是女性运动进程中的关键断层。”

“当年Blackmun法官在‘罗诉韦德案’中的多数意见都是关于隐私权的，但荒谬的是，在现实中，妇女身体最私密的部分和她将做出的最私密的决定从未如此公开。”波利特认为，“罗诉韦德案”的失败首先就在于，它并未如其所承诺的那样，让堕胎成为妇女隐私权的一部分。“事实是，每个人都可以参与对女性身体的这场权衡，甚至是她的雇主。”

波利特指出，“他们不能把妇女的生殖权完全推倒，但他们可以将妇女的身体置于监视和控制之下。”如果一家企业老板认为紧急避孕药和宫内节育器都是“堕胎药”，是被上帝禁止的，他就有权将它们排除在女性员工的健康保险之外——事实上也的确有人这样做，比如好必来（Hobby Lobby）公司。2014年春天，堪萨斯州的立法机构提出一项法律，要求所有医生上报每一次流产手术，无论患者的怀孕时间是长是短。波利特无奈地指出，“妇女想要把身体看作是属于自己的，就是这么困难。”一切现实恰如阿特伍德所揭示的那样，妇女无法自己决定是否生孩子，她们身体的所有权属于国家。

而“罗诉韦德案”更大的局限性，已被金斯伯格（Ginsburg）法官以及其他女性主义法律学者指出，即最高法院应该以“平等”而非“隐私”为由使堕胎合法化。而实际上，妇女的隐私权在堕胎论争中很少有人买账，至于平等则更是奢侈之物。承认堕胎在一些极端的生理条件下是合法的，这一裁决有相当一部分是出于对医生和医疗机构的判断的尊重，而非对妇女身体本身的尊重。“似乎妇女拒绝生育的愿望本身是不够有说服力的，它必须得到一个可敬的权威人物的批准，而这个权威人士在当时几乎总是一个男人。”而这一切的根源，波利特写到，“也许是因为他们认定女人应该为他人而活……也许是因为他们不认为妇女有自我权利。”毕竟，只有“自我”才能有隐私，只有“自我”才能拥有平等。

我们生活在一个“敌视妇女对美好生活的渴望”的社会中，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意外怀孕的女性面临着自身命运可怕的失控，因而，波利特进一步总结到，“堕胎是一种自卫行为……为什么一个女人不能说，这对我来说不是正确的时间？或者两个孩子（或一个）就足够了？为什么女人必须为不生孩子而道歉，只因为她碰巧怀孕了？就好像我们认为做母亲是一个女人从第一次月经到更年期的默认设置。”波利特的有力质问让我们意识到，剥夺堕胎权是对女性主体性的深深漠视，同时也是对母性严肃性的蔑视。

参考资料

Katha Pollitt.Pro:Reclaiming Abortion Rights.Picador.2015

Annie Finch. Choice Words:Writers on Abortion. Haymarket Books.2020

‘It’s a hell of a scary time’: leading US feminists on the threat to Roe v Wade

https://theguardian.com/us-news/2022/may/04/its-a-hell-of-a-scary-time-leading-us-feminists-on-the-threat-to-roe-v-wade

‘Silence guarantees nothing will change’: film-makers challenge the anti-abortion movement

https://theguardian.com/film/2022/apr/22/silence-guarantees-nothing-will-change-film-makers-challenge-the-anti-abortion-movement

‘Enforced childbirth is slavery’: Margaret Atwood on the right to abortion

https://theguardian.com/us-news/2022/may/07/enforced-childbirth-is-slavery-margaret-atwood-on-the-right-to-abortion